傑賽普：診斷式解析
宋承恩
學、經歷：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、傑賽普裁判
網路世代新人類，在忙碌接收圖像之餘，如果有時間給文字，也喜歡單刀直入，立即得到實用的教戰資訊，最好集成懶人包，再配上圖解，即使不能連貫，沒有邏輯，也沒關係。
傑賽普可以秒懂就好了（可惜！）。不要絕望，廣大的閱聽人（在哪？），你們的呼聲我聽到了（I hear you），就讓我試著對症下藥，以診斷式入手（clinical approach），解析傑賽普這個看起來非常炫的東東。
傑賽普不是辯論比賽，是模擬法庭
傑賽普不是話說得漂亮就贏。但話說得合宜，會幫助別人聽進你的論點。
「辯論比賽」沒有抓到傑賽普的核心。打傑賽普，口說是重要的，但口說是為了呈現論點，特別是以簡潔、精確、有效率的語言，呈現論點。「模擬法庭」與辯論比賽的差別，是法庭必須「依據法律，作成權威性判斷」。模擬法庭雖然不需要作成判斷，但論點必須於法有據。
至此，我們具體而微的點出了傑賽普如何論輸贏：
- 隊伍論據的呈現，是否「像個法律人」（lawyerly）；
- 論據的呈現，包括書寫與口說；
- 如何「像個法律人」，至少包括對事實與法律的理解與解釋、適用法律、分析與歸納、推理與論辯（參作者前文「傑賽普困思」at https://goo.gl/CnhraF）；
- 但傑賽普的輸贏不是看案件或論點的實體勝負。這點是重要的，因為傑賽普問題的設計，埋藏了先天的平衡：在某些問題點上，聲請方（A）的法律立場是弱的，但在其他點上，出題者會將情勢倒置，使法律立場不利於應訴方（R）。此時，要看的就不只是就爭點而論，法律立場究竟為何，而是更深的，看居於劣勢的一方，能夠產出如何挽回不利的論點。
由上，不難理解傑賽普裁判的評分單中，為何要求裁判就隊伍對事實的理解、對法律的知識、研究是否透澈、呈現的方式是否有架構與條理、書狀的引註、文法與風格、口說的語言使用、氣勢、以及時間掌控，逐項評分。
簡單講，傑賽普所看的，是在上述意義下，那一隊能作出較優的論據（arguments）。
試舉2018年的一個問題為例：A與R在進入國際法院前，即因沒入水下無人航行器事件，涉入仲裁。但A自始即主張仲裁庭無管轄權，拒絕參與仲裁，並續在國際法院前，主張仲裁判斷無效。同時，題目設計上表明，仲裁庭已作成判斷，認為自己有管轄權。問題來了：A在國際法院前欲主張仲裁判斷無效，是否繼續以仲裁庭無管轄權為理由？
國際法上，有所謂的法庭／仲裁庭得自行判斷自身是否具有管轄權原則（competence de la competence），使仲裁庭一旦組成，有權處理有關自身管轄權的爭議。在此原則下，A的立場是非常不利的：如何在仲裁庭已作成具有管轄權的情況下，繼續爭執此點？此時A重複向來認為仲裁庭無管轄權的論點，是不夠的，而必須直球對決competence de la competence原則：處理為什麼國際法院得以審查仲裁庭就自己管轄權的判斷，以及如何。若是A就此攻城略地，R可能就必須同樣選擇直球對決：此時只重複competence de la competence，是不夠的。
也就是說，題目故意設計為優劣不平衡局勢時，往往是進深挖掘論點的邀請。此時停留在表面原則，只會陷於各說各話。這正是傑賽普有趣的地方：題目不但映照現實（例如在南海仲裁中爭執管轄權的一方），還要參賽者進入真實世界無法處理的問題（例如該方選擇在庭外放話而非入庭陳述法律見解）。面對這種既擬真又真實無解的題目，決勝點在對議題的理解與論據的提出。論點必須打廣且深，而且帶有創意。若是沒有看到這樣的層次，是我們對傑賽普的理解還不到位。很可惜，這是台灣各隊今年普遍的情況。
國際法是什麼？能吃嗎？
這個世界充滿著對國際法的誤解：你可以輕易的在電視報章上看到名牌教授大談政治決定一切，在自己立場受不利對待時，卻又高談「法治」。傑賽普不給你猶疑的機會：它的情境是國際法院，擺明了是法庭前的法。
什麼？國際上還講法？還有法庭？
有的，雖然它不完美。但它的缺陷，正是國際法迷人的地方。
國際法庭法第一個不完美，是國與國的爭端不容易告得成，因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，立基在「國家同意」原則。在國家不同意被告時，你告不了他。因此，在傑賽普的情境，歷來的案子都設計成 A、R兩方經達成特別合意，賦予國際法院管轄權。
2018年的傑賽普，打破了此一慣例，是第一個依兩方所締結條約中的爭端解決條款，提至國際法院的命題。也就是說，過往隊伍在傑賽普中，基本上不必處理的管轄權問題，在2018年的命題中，成為四大爭點上個別可得爭執的問題。
這點是2018年隊伍的一大負擔，同時也是裁判的一大挑戰。在台灣尤其如此：我們的法學教育，極端不重視國際法（奇怪吧，對這麼需要國際法的國家），看到同學願意花時間讀書思考國際法問題，老師們老早感激涕零，「何忍」叫同學再去了解極端複雜的國際法院管轄權爭議案件？台灣目前還上不了國際法庭，讀這些何用？
如同預期，我看到的2018年台灣比賽，沒有隊伍處理了可能的管轄權爭議。但這並不表示它不存在，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國際賽的情形。
國際法庭法第二個不完美，是國際法的法源。常聽到人信手拈來聯合國大會決議、國際會議宣言、國際專家團體原則，但這些是「法」嗎？可以作為法院判案的依據嗎？這些，使我們必須處理國際法法源的問題，包括什麼是條約、什麼是習慣國際法、什麼是「軟法」。正因成法的困難，國際法大概是唯一區分現存法（lex lata）與未來想望法（lex ferenda）的法領域。更深的問題還有，未生效的條約是否可能包含具拘束力的規則，國際習慣法能否拘束異議國家等。國際法的規範性，不但困擾著作國際法的人，還構成法理學的課題。
難怪在早先時代的台灣賽事中，老師們必定問「國際法的法源是什麼」。但是老師，傑賽普要的不是教科書上的答案，而是應用在個案，與論據相關的答案。
傑賽普迷人之處，在參賽者必須直接面對國際法的不完美，同時扮演國際大律師，為論點辯護。
裁判的兩難
傑賽普是一方的陳述表演？兩方的唇槍舌劍？還是三方的比武大會？裁判，究竟是不是傑賽普的「一方」？如果不是，裁判為何要問問題？在傑賽普比賽中，裁判表面上扮演法官，實際上角色為何？
從裁判的角度，其實面臨兩難：全然尊重辯士，不加打擾，每位在台上都舌燦蓮花。法律之論辯之學，是否對問題充份了解，唯有經過詰問與「友善的交換意見」，才能知道。同時，裁判必須提問，也表示裁判也必須準備案子；與辯士有所互動，也能顯示裁判聽懂辯士所講的。
但若是裁判介入過深，甚至與辯士就單一議題纏鬥不休，豈不變成裁判與辯士間的辯論大賽？過去在決賽階段，曾經出現五位裁判輪番提問，炮火猛烈，形成「裁判提問大賽」的情形。裁判提問過於積極，還有破壞辯士口語呈現結構，甚至導致討論碎片化，個別議題化的效果。有些論點，是必須仔細推敲，慎密分析，始能理解或導出結論的。問題是，辯士在台上，有沒有如此空間？還是，不待析述，就被跳入的裁判打斷？
為避免此種情況，傑賽普給口說裁判的指示，是盡量尊重辯士的呈現結構，提問的時間以不超過辯士所有時間的百分之25為原則。雖然該指示也完全尊重裁判，如果認為有測試的價值，甚至可以由開頭的時間分配開始問起。（https://www.ilsa.org/jessup/jessup18/Administrator/2018oraljudgingguide.pdf ）
問題的類型
多年來，我在傑賽普所聽到的裁判提問，可以分成以下幾類問題：
第一類是「基礎知識性」的問題，例如問到某個機制的基本面向，某多邊條約的締約情況，或某個概念的意涵。有些老師會提一些常識性的問題，例如目前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，某個條約的訂定年代。有些老師會問某個案子的具體事實與判決重點。這些問題的導向是一致的，是測試參賽者是否真正理解所引論據，即基本功是否紮實。
第二類是「要求澄清性」的問題。經常見到的情形是，參賽者會講論一大堆，卻沒有適度的提綱挈領，把最主要的論點，用一句話講出來。或者，參賽者對於困難問題，隱藏在模糊語言背後，不願將真實立場清晰表述出來。此時，裁判會「尋求真意」，要求辯士確認其立場，或測試其有沒有能力用精簡的用詞與語言，作法律陳述。
第三類是「引申性問題」。有些主張，推到一定程度，似乎可以接受，但若推到極致，往往產生不合理的結果。有些原則，在某些事項上聽來有理，但適用到其他可資比較的事項，可能就不一定如此。或者，在陳述中，會察覺說理是基於特定的邏輯或哲學立場，例如2018年有好幾隊以「兩造沒有就仲裁程序訂定細則」為由，主張仲裁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行為不能認為違法（嗯，好熟悉的說詞）。此時裁判可能問，陳述者的法哲學立場，是否認為「凡未被明文禁止者，皆為許可」。此類「引申性問題」，顯示裁判與辯士一同推理，進而探究某一說法，推到極致，或比較而言，或推至更抽象的上層，是否出現原本考慮未及的問題。這類提問是與論據互動較深的（engaging），說不定可以映照出原本的思考盲點。畢竟，法律的訓練，是要人想得週全，面面俱到。
第四類是「政策性問題」，是在實證法之解釋與適用，或「就法論法」以外的問題。有些牽涉法律如此規定，背後的理由與所追求的目標；有些牽涉法律如此適用，是否能導致公平合理的結果；有些甚至牽涉法律制度為什麼應該／不應該如此規定。國際法上充滿了這樣的問題。思考法律背後所追求的實質目標，原本即應該是法學教育的重要一環。法律研究對象是規範，原本即為社會所存在。法律制度的良窳，與不斷檢討，是法律演進與改革的動力。可惜的是，台灣的法學教育、國家考試、乃至司法官訓練，對「正確」適用法律的重視，似乎遠超過跳脫框架批判性的思考，以致台灣的法律人普遍不擅長、不欣賞，甚至不敢思考法律背後「為什麼」的問題。這可能是台灣的代表隊，在國際賽尚待亮眼表現的一大原因。
回答問題的「要」與「不」
既然在傑賽普，與裁判應答是如此重要，如何回答好裁判的問題？謹提出以下的「雷區」，以及穿越雷區的方法。
不要把裁判當老師，裁判只是與你討論法律問題
也許是從小教育的影響，台灣的同學習慣性把「老師」當成權威。這與西方博雅學堂上，權威就是要被挑戰的想法，原本已有極大差距，在必須採取立場，並據以攻防的傑賽普，更是如此。
在台灣的傑賽普中，由於「把裁判當老師」的心態，造成許多奇怪現象。例如，一遇到裁判提問，就翻檔案到事前準備好的那一頁，朗誦行禮如儀，彷彿裁判要的只是教科書上的答案，但對更進一步的問題，卻無力回答。久而久之，原本應該與裁判之間有所對話，卻越來越像台上台下的口試。又如，裁判一提出問題，隊友或研究隊員立刻振筆記下，好像裁判在上課，老師在給答案。我就曾聽到我的詰問內容，在日後的場次被「採用」，作為攻擊對方的論據。事實上，我作為裁判所提出的，只是個挑起話題式（provocative）的問題，並不表示裡頭的見解是對的，或是毫無爭議的。
這些都是把裁判當老師，把老師當權威的遺毒。有時，裁判只是提出反面論據，或指出有所爭議之處，想知道你怎麼看。這時候裁判只是想跟你討論法律問題，並沒有說你錯他對的意思。不妨正面接受有爭議，但不卑不亢陳述自己的見解，甚至指出裁判所說可資再考慮之處。
要讀心，真正聽懂問題
「聽懂問題」至少有兩層意思：第一是理解問題在問什麼；第二是理解問題的方向（what the question is leading to）。
前者很大部分是英文的問題：有些隊伍不習慣裁判的用字、腔調、或說話方式，而遭遇暗流。在台灣比賽，問題相對單純，大家還能用著台灣人特有的英語，溝通愉快。國際賽的參賽者，就必須面對各種英文的腔調。作為一名口譯，我理解其中的困難。破解之道唯有苦練。我曾經為了口譯重要講者，反覆聽其腔調十多天，始稍能應付。除此以外，法律的論述，要聽懂是困難的，特別是裁判在概念推衍的過程，或為了特定或精確化，使用較長的句子，挑戰特別大。近年來，我發現同學們越來越無法聽懂長句子，表示平常並不習慣以口語英文作法律推演。這是個危機，但這還是法律英文的問題。
長句子困難，短句子可能更困難，因為不容易立即理解裁判真正在問什麼，或者，在簡短問題背後，還隱藏著怎樣的問題。台灣同學另一個常見的問題，是只聽到問題的表面，卻沒讀懂提問人的心（mind）。法律英文是精細的語言，一個用語，一種表述方式，一個破題角度，都有它的意義。法律人聽人說話，不但要聽「話」，更要「讀心」。不但在傑賽普，未來在做律師、談判，甚至協調或決策，都需要這樣的能力。
要認真聽對方所說的，但要在自己的架構下回應
傑賽普建立在「兩造對立」（adversarial）的架構下。在比賽的設計上，第一階段兩造辯士的陳述，視議題性質，有攻有守，重點是讓兩造的論點能夠呈現。第二階段中，先由聲請方針對應訴方陳述做反論（rebuttal），再由應訴方針對聲請方的反論作再反論（sur-rebuttal）。
作為裁判，我的目標是讓各個陳述者，有公平的機會將論點陳述出來，並且與對方有所交鋒。辯士在說話時，我一定將所講的要點，逐點紀錄下來，並要求對方作回應。也就是說，應訴方在陳述時，必須針對聲請方的論點，提出回應或反駁；聲請方反論時，必須處理應訴方所陳述的論點；再反論則只限於處理反論所提出的論點。在設計上，傑賽普植入針鋒相對，讓真正好的論據能脫穎而出。裁判必須讓此一設計，能發揮其功能。
茲以2018年傑賽普出現的兩個情況，進一步說明。情況一，A方提出了一個細緻縝密的論點，並不容易立即理解，但得以完整陳述。未料，R方的辯士一上來，並沒有要加以回應的意思，只想照原本的架構陳述。經裁判指出，A方的論點值得認真回應，R方辯士仍一頭霧水，迫使裁判必須為其摘述該論點。這顯示 A方陳述時，R方並沒有認真對待，或者沒有聽懂。這是不夠理解傑賽普兩造對立的結構。
情況二相反，是「非常」注意兩造對立：R方一上來，首先針對A方論點，逐點指出不符事實或值得反駁之處，足足花了五分鐘才進入自己的架構。此為反例：較佳的作法，應是依循自己的架構陳述，到了相關處，狠狠的反駁對方，而不是讓反駁凌駕於陳述的順序與結構。
台灣傑賽普的危機
希望以上的「教戰診斷」，有助於非常務實的了解傑賽普此一活動的特性。最後，容我對傑賽普整體，作簡短的診斷。
台灣傑賽普三十多年，在整體對英文口說不友善、國家不重視國際法、法學教育不利批判式思辯的艱困環境，一路走來，靠的是參與者的熱情與投入。沒有特質報酬，失敗而歸的多，勝出出國比賽的少，不為別的，只為參與者個人在過程中的收穫。曾經在一次推廣講座中，一位老師坦率的問，這樣需要投入這麼多時間的比賽，沒有學分，沒有獎勵，學生有什麼誘因參加？有什麼用？在座的另一位，代我回答：「無用之用，是為大用。」
但傑賽普的危機，不只於缺乏資源。對我而言，當前台灣傑賽普最大的危機，是失去台北以外學校的參與，正逐漸變成台北的各大學在玩的遊戲。失去參與者的傑賽普，就不能算是傑賽普。這背後當然有向來的結構性問題，但這對台灣整體，是不好的，也是不應該發生，或任由其惡化的。主辦單位如果還有一點資源，應該正視這個問題，採取積極的措施，扭轉一下台灣的國際法教育，或藉由推廣傑賽普，反向提昇學校及同學對國際法的興趣。
